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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西鸿和她的“法兰西情书”

刘西鸿和她的“法兰西情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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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西鸿新著《一支香颂,一个人》。在深圳文学史上,“刘西鸿”始终是一颗耀眼的明星。早在12年前,偶然机缘下,刘西鸿受邀在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开设专栏“法兰西情书”,让“刘西鸿”这个名字重新在深圳乃至全国耀目。

作家出版社于1987年10月出版的《你不可改变我》。

刘西鸿新著《一支香颂,一个人》。

刘西鸿来深会读者。

  在深圳文学史上,“刘西鸿”始终是一颗耀眼的明星。1986年,刘西鸿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小说《你不可改变我》,思想才华激扬迸射,飞珠溅玉,该小说获得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,随后又被改编为电影《太阳雨》。刘西鸿由此与北京的作家刘索拉以“南刘北刘”的称谓扬名全国。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段佳话,时至今日也依旧是深圳文学的荣光。后来,刘西鸿赴法定居并生活至今。

  早在12年前,偶然机缘下,刘西鸿受邀在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开设专栏“法兰西情书”,让“刘西鸿”这个名字重新在深圳乃至全国耀目。最近,由其多年来在“法兰西情书”专栏上写作的300多篇随笔中选出160篇结集而成的新著《一支香颂,一个人》甫一出版,大受读者追捧。从这本散文随笔选集可见,刘西鸿在法国依然按自己的方式读书、阅人、交际,其实她没有让创作之笔沉寂,而是继续对生活作出观察和记录,帮助国内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文明。近日,深圳旅法作家刘西鸿接受深圳商报记者专访。

  传递一些真实的法国信息

  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《一支香颂,一个人》是从您多年来坚持写的“法兰西情书”专栏上选出160篇随笔结集而成。当时开设这个专栏的初衷是什么?

  刘西鸿:这是深圳商报给我的一个起点。12年前,编辑邀请我开设这个专栏。当时我想,如果是介绍法国的东西,什么都可以写,这都是我感兴趣的。我自己就觉得应该把法国文化介绍给我的祖国同胞,“别人怎么看法国”,这是写作的立足点。

  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从某种意义讲,您也是一位中法文化的“摆渡者”,这个随笔专栏扮演着桥梁的角色。

  刘西鸿:我开始没有意识到,还是专栏编辑一直给我很宽容很积极的态度,她影响了我,她觉得我应该向国内的朋友读者介绍法国,因为除了从法国媒体或者历史书籍、旅游攻略了解法国,我还能够传递给他们一些真实的法国信息,包括一些负面信息,比如法国没那么好,但却是一种真实的信息;又或者法国又如何好,有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我的写作就秉持这种原则,希望能在深圳商报提供给我的平台上来做点我的贡献。

  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这二十多年来,您怎样让自己融入法国的生活和文化环境之中?

  刘西鸿:我到法国以后,除了日常生活,我自己还是有意识地往文化靠拢。谈到法国文学文化,一直都是我们很向往的东西,但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少有机会去接触了解,但在法国有很多渠道让你了解它们,比如说广播电台、学校、社区活动的一些内容都包含着法国文学的渗透,因为我没有在法国读书,所以一般是从这些机会去接触。此外,法国的古典文学、近代文学、当代文学的流通是很广的,每年会出哪些新作家新作品,经常会谈到,而经典的话题则是古典文学方面的。

  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对法国当代文坛也有持续关注吗?

  刘西鸿:几乎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内容。法国作家的作品是书店的主要内容,书店一进去以后,两边分别是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,中间则是卖新书,新书流转的周期是很短的,经常会变化。

  当代中国作家在法影响力较大

  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您到了法国后,还会经常跟国内作家交流吗?他们到法国后会找您?

  刘西鸿:早期有,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,我在巴黎住了4年,后来我就离开到了南部。在巴黎我们就有见面,到了南部就基本上没怎么见面了。现在微信联系很方便。我住在普罗旺斯的时候,普罗旺斯大学文学院非常强,文学院前院长杜特莱是一位翻译家,也是莫言作品的法文翻译者,凡是杜特莱的活动,只要距离近点,我都会去,可以跟朋友见个面交流下。在法国的当代中国作家影响力比较大,经常听到名字的是莫言、阎连科、王安忆、迟子建,但是较早被介绍到法国的是莫言。

  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法国的传播接受度如何?

  刘西鸿:译作有很多,但现在不光是中国内地主流作家进入法国文学市。?褂幸恍┪掖永疵挥刑?倒??值淖骷业闹形男∷狄脖环?氤煞ㄓ,可能有网络小说,以及一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,比如科幻小说。但是对于这个传播,我们也不要太夸大,中国的经济在法国被谈得很多,是不是文学也会被谈得很多呢?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。跟经济比起来,文学还是谈得不多。但是,中国文学在法国的外国文学板块中占有的位置,跟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所占的分量是差不多的。同时在法国书店里,外国文学板块中的中国作家部分所占的比例不是特别多。

  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在法国生活久了,您感觉到自己的思维逻辑、生活方式或写作风格已经受到影响,发生改变了吗?

  刘西鸿:我自己是看不出来的,或许别人看得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。我想,应该是会改变的,当时我离开深圳的时候,是带着深圳给我的荣誉离开的,我获得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小说《你不可改变我》,曾经被理解为一种深圳精神——人改变不了改变,但我不要被人改变,实际上每个人都是随着自身的年纪、工作经验改变,介入社会的态度也会改变,但是这种改变应该来自内心,是一种自发的,而不是让别人来改变。

  许多作家写作是出于自我需要

  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如今回头看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,感慨最深的是什么?

  刘西鸿:我自己开始写小说是十八九岁,那时还是准备高考的时候,就开始写些小故事,我也喜欢给作家写信。1982年,《花城》刊发了遇罗锦的小说《春天的童话》,我就给《花城》杂志编辑部写信,时任《花城》杂志主编的李士非看到来信后就想见见我这个读者,信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写什么了,但是一个主编来找读者,是因为当时我写的一些内容还是比较让他吃惊。此后,我就开始正式写作了,好像开始是往《花城》投稿,至于我有勇气投稿,应该说是遇到伯乐,李士非老师是伯乐,但我不是千里马,伯乐是存在的。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,我记得非常清楚,也觉得非常适用。李老师说,一个编辑发现一个年轻作者的优点特别难,但找他的短处很容易。也就是说,批评人很容易,随时可以毙了一个作者的稿,但怎么把一个作者变成一位新秀,变成一个职业作家是很难的。所以,伯乐是存在的,李士非老师就是我的伯乐。

  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在您这一代作家中,您的创作产量应该算是极少的,后来也鲜见您发表小说,而是以随笔为主,这是您觉得随笔更能表达自己的生活状态吗?

  刘西鸿:我觉得是懒惰,创作激情也没有了,也可能有些东西是自己还没看准,不好下笔。我手头还有两个长篇小说没有写完,已经写了好多年。我相信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是出于自我需要。如果是一种真正的创作,我相信完全是由激情引起的。但如果是为了应酬,可能不会出好作品。

[责任编辑:李慕天]